克尔恺郭尔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哲学家，哲学对他来说绝不是一种职业，而是他生命存在的意义。他生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他与罗吉娜的关系。1840年他与哥本哈根上流社会一位十八岁的姑娘罗吉娜·奥尔森订婚，这之前他们已经有了一年多的交往。但“就在第二天（订婚后）我明白我错了。我的强烈的悔罪心——我以往的生活，我的忧郁——这已经够了！”（见克氏日记）他忧郁的性情，内心隐秘而强烈的宗教情绪，以及生命玄妙的“可能性”（见书中“可能性”一篇）使他孤独高翔的灵魂无法栖落于此世安稳的这一种幸福。“……与她结婚会使我获得我无法梦到的快乐，但对于我这个不幸的自我，我必须说，在没有她的忧伤中我也许会找到更大的快乐。”（克氏日记）尽管他为了保护罗吉娜作浪子状，要把解除婚约的责任归于己身，聪明的罗吉娜也看穿了他的伎俩。当恋情的破裂终成事实，克尔恺郭尔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的感觉是，你只能投入狂乱放荡的生活，或者选择绝对的宗教虔诚。”结果他选择了献身于绝对的宗教激情，这是一个对于克尔恺郭尔来说极为重大的“非此即彼”的选择，他一生的成就和身后的英名都系于此，与许多心智英雄对尘俗“伟大的弃绝”如出一辙。克尔恺郭尔的选择同时意味着他哲学创作的开始。1841年11月他与罗吉娜断然分手，两星期后前往柏林，在那儿他开始了他的创作。在其后的十多年间，他的作品如急流汹涌，源源而来，形成世界文学及哲学史上的奇观。
1843年，克尔恺郭尔出版了至少六部著作，其中篇幅最长的第一部即《非此即彼》——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，为我们理解克氏生平和思想提供了一把灵验的锁钥。克尔恺郭尔着意在他的作品中设定一些“非此即彼”的选择，向读者的悟性发起挑战，迫使读者作出自己的选择。显然，只有寓言、故事和叙事性的譬喻才能最好地实现这一功能。
克尔恺郭尔显然乐于以寓言的方式与他的读者交流。他喜欢引导读者沿小径走到一个岔路，在这里他突然让读者就一组事件作出某种决断。在所有优秀的寓言创作中都有一种游戏的因素，克尔恺郭尔眼中的游戏更近于一种相当激烈的贴身体育运动。“文学不应成为残疾者的疗养地，”克尔恺郭尔于1843年写道，“而应是那些健康、快乐、茁壮成长、明朗乐观、发展完善而充满灵性的孩子们的游乐场；这些形体优美、圆满、称心快意的造物中的每一个都有着他母亲的形貌和父亲的活力——绝不是软弱欲望的早产儿，绝不是废弃的胎胞。”（索伦·克尔恺郭尔日记论文集I，p．57）
克尔恺郭尔曾提出一套明确的“间接传播”的理论和方法，他认为主观性即真理，“真理只存在于生成过程之中，在于占用过程之中”（结论性非科学附笔），真理的表述必然与数据与信息的客观表述迥然不同。这种“间接”传播要求一种“双重省视”：一方面传播者在想像中提出需要读者裁定的自我省悟的可能性（“非此即彼”）；另一方面传播者强烈地关注克尔恺郭尔所称的“占用过程”，“为造成戏谑与真挚的效应，此类间接传播的典范是：其创作表现为一个辩证之结——这对所有的人都无例外。假若任何人想得益于这种传播，他必须亲身去独自解开这个结。”（基督教中的训练p．132－133）这恰恰是寓言对读者的要求，即要求他们自己去打开那个结。我们不妨用一个实例来说明：
“据传曾有一个贫农赤足步行至首都，而且赚了一大笔钱；这下他不但能给自己买下双鞋袜，还足可以买醉一番——据说他正醉醺醺地寻路回家，却醉倒在一条大路之中，沉沉睡去。这时一辆马车驶来，车夫喝令他躲开，不然就要轧过去。于是这醉汉醒来，看了看自己的双腿；因为脚上有了鞋袜，他没能认出来，于是他对车夫说：‘轧过去吧，那不是我的腿。’”
这个故事大体我国古代“和尚，解差，我”的故事相类；但应如何理解这个寓言呢？事实上每一个读者都不得不自己作出一个决定（非此即彼）；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双农夫的腿岌岌可危，敏锐的读者立时感到自己的内心隐隐作痛，仿佛那马车巨大的车轮正隆隆而至。我们似乎无法给这则寓言以“标准的”解释，“农夫的腿”作为象征物在每一读者的心目中有着不同的投射，因而真正的解释只能由读者在“占用”的过程中实现。这是解读克尔恺郭尔寓言的典型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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